叶青退休:每天做自媒体将写自传记录车改经历

2023年2月15日 69点热度 0人点赞 0条评论

  曾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20年,因推动公车改革闻名

  叶青退休:每天做自媒体将写自传记录车改经历

  “你们湖北省统计局有一个搞车改的‘鬼家伙’叫叶青。”以前,湖北省统计局的科长处长外出开会,总会听到这么一句话。

  2月10日下午,叶青从湖北省统计局拿到了自己的退休通知,上面有湖北省委组织部的11个字“经研究批准:叶青同志退休。”这位任职副厅级20年的官员,开启了新的人生。

  叶青出生于1962年,曾在高校任教,1991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,后任武汉市武昌区政协副主席等职,2003年5月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。去湖北省统计局的第一天,叶青“炒”掉了自己的司机,提出公车改革,自此开始了“叶氏车改”。

  叶青是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,第十一届、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常委。湖北省委统战部官网曾介绍,在参政议政工作上,叶青提交的《加快“中部崛起”的步伐的建议》对中央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;《加快统计法改革的建议》推动了统计法改革的提前进行;连续9次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加快公车改革步伐的建议。每年提出十件左右的议案或建议,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。

  “我每天都在思考问题,一天没有浪费。”2月13日,叶青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,回顾从政生涯。他说,“这20年副厅级经历,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。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老头了,会继续活跃在网络,要讲得有道理,也会讲得更直白一点。”

  谈退休

  “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起点”

  新京报:拿到退休通知是什么感受?

  叶青:2003年开始我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,去年4月份卸任,退休对于我来说只是时间问题。

  2月10日下午,我从单位正式拿到了我的退休通知,上面有省委组织部简单的11个字“经研究批准:叶青同志退休。”虽然只有11个字,但对于我来说,代表着我20年副厅生涯的结束,开始了我新的人生起点。

  我把人生划为三个阶段,第一个阶段是1962年出生到1986年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。第二个阶段就是1986年到2023年退休。第三个阶段从现在开始,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。这可能很快,也可能很慢。

  新京报:看你这两天的行程非常满,去做讲座、调研。人生的第三个阶段,会怎么安排?

  叶青:现在每天做自媒体,一天都不能落下,我把自己定位为创新思维的搬运工。这么多年,我已经形成了习惯,每天会看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9份报纸,今年1月开始阅读电子版,有重要内容我会转发到微博、微信上给大家分享。这大概需要一个小时。还有一个小时,我会写《叶青看财经》栏目,把当天对我感触最深的新闻提炼出来,通过财经视角分析。剩下的时间,我会写《叶车改自述》这本自传,把我经历的公车改革写下来。

  我对一些市场信息比较敏锐,能发现问题、敢提建议,我也会与一些咨询公司合作,做一些有价值的战略分析。

  新京报:现在回过头来看前两个阶段,有遗憾吗?

  叶青:两个阶段都很充实,特别是我1991年加入了中国民主促进会,人生发生了变化。作为党外人士,有责任积极履行参政议政、民主监督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职能。参加会议提建议,要敢说会说坚持说。这30年,我尽最大努力坚持说真话,推动了一些事情的解决,这是闪亮的30年,我没有什么遗憾。

  谈20年副厅生涯

  “每天都在思考问题,一天没有浪费”

  新京报:大学教授和副厅级干部,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?

  叶青:1991年我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,后来慢慢成为教授、博导。2003年5月,根据多党合作制度安排,我有经济学背景,就以民主党派身份进入政府,开始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。

  以前,我可能就是教书育人、作学术报告,完成一个知识分子的梦想,但影响仅在学术圈。作为党外人士参政议政后,既然有这个机会,有了更广阔的舞台,我就要提建议,要像做教授一样来当官,继续实现我的梦想。既是学者也是官员,我觉得我的担子更重了,要说的话更多了。这20年,我还担任了第十届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届湖北省政协常委,每年都在提建议,我应该是提建议最多的副厅级官员。

  有一句诗叫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这20年副厅级经历,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。我现在就是一个退休老头了,会继续活跃在网络,要讲得有道理,也会讲得更直白一点。

  新京报:如果给你20年副厅生涯做总结,你会怎么总结?

  叶青:这20年每天都在思考问题,一天没有浪费。我有一个“三做”理念,做今天、做自己、做国学。做今天就是今日事今日毕,上午看资料、写文章,下午写书,晚上看书,做完自己该做的事情;做自己就是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,自己也要做到,所以我提公车改革,上班第一天就“炒”了自己的司机;做国学就是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像传统文化要求的那样,言行一致。

  谈公车改革

  “重塑了党风、政风,这种政治效应、社会效益无法用金钱来衡量”

  新京报:你去统计局第一天,就提出了公车改革。可以回忆下当时的场景吗?

  叶青:2003年5月19日下午,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一位党委副书记对我说:明天送你去省统计局上班。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个消息,一点都不激动。20日上午,我坐上副书记的车到了省委组织部,与省统计局的一位副局长对接。副书记走后,我坐省统计局的车到了统计局。心里想:就这样,离开了我热爱的,从本科、硕士读到博士的大学,我今后的路会怎么样?是平坦还是坎坷!一切顺其自然吧!

  在省统计局一间会议室里,见到了局长与所有副局级以上干部,包括三个调查队的队长,当时局队还是在一起办公的。互相认识,这些是以后的同事。之后再由一位人事处的副处长引领,到各处室见面。有的居然还认识我这个3月份才当的全国人大代表。当时很多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。省统计局原来就有一位党外副局长,到年龄退休了,只不过来了一位年轻的而已。只是没想到,这个年轻的党外副局长以后引出这么多的事情。

  回到办公室不到半小时,等来了第一位敲门者。原来是车队的一位师傅前来报到。他自报家门,说是给我开车的,姓张。我吃惊不小:我会开车!当时车队的车不多,只有一把手局长是专车,其他的车都是谁开会、谁外出就谁用。我因为住在大学小区,才挤出一辆旧车给我用。这种局面在3年之后就改变了,副局级干部逐步有了专车,这是公车泛滥的开始。

  我对张师傅说,“我不要车,我会实行公车改革。”师傅带着疑惑的眼光出去了,我立马到局长办公室,提出了我到省统计局的第一个要求:公车改革。局长问要怎么改?我说很简单,四句话——自购私车、一月补助500元、出武汉市实报实销、建议双轨过渡。局长说明天回复我。第二天早上,他对我说,“就这么改!”

  我很庆幸,遇到了一位开明局长。我的“自我革命”,一年节约了8万到10万,我也有了底气。我当时就提,如果推行车改,一辆私车一个月补贴1000元,取消其他费用,一年最少能省8万元。当时,官方统计数据显示,全国公车数量大约为200万辆,那全国车改可节约1000多亿。

  新京报:你最开始关注公车改革是什么时候?

  叶青:是1998年的大庆车改。大庆是一座因油而兴的资源型城市,城市间距较大,汽车是主要交通工具,公务用车大量增加。1997年开始,由于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,大庆油田被迫限产,使财政收入锐减;建立社会保障制度、落实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及工资政策等硬性支出,使得大庆市财政收支矛盾非常突出。特别是当时大庆出现购车攀比之风,地方财政不堪重负。在对困扰财政的“人、车、会”三大顽症进行调查研究与深入分析后,大庆市决定首先向公务用车“开刀”。1998年2月,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机关后勤保障机制,大庆市大胆进行市直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。

  1998年我在一次演讲中说,“哪一天我当了官,第一天就车改。”到湖北省统计局特别是有了全国人大代表身份,我就不停呼吁公车改革,连续8年提建议。有媒体将此称为“叶氏车改”,我也被评为“另类的官员”。后来省统计局的处长科长们外出开会,都会听到一句话:你们湖北省统计局有一个搞车改的“鬼家伙”叫叶青。

  新京报:你怎么看这个称呼?

  叶青:我有时开会也会遇到一些老领导,会笑着对我说,“叶青你这个‘鬼家伙’,让我们退休没有车坐。”我也哈哈一笑,“鬼家伙”这个称呼我觉得很亲切。

  这项改革利国利民,也是大势所趋。2014年7月,中办国办印发《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》,中国公车改革全面推开。现在来看,除去节假日、周末,中国的公车有三分之一时间是不用动的。十年之功,公车改革重塑了党风、政风,在全社会润物无声树立了新风。这种政治效应、社会效益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

  新京报:这个过程有压力吗?

  叶青:肯定有压力,越到后边压力越大。别人在公车私用,你总是提公车改革,肯定会得罪一批人嘛!虽然有压力,但我坚定地站在我的立场上考虑问题,该提建议还是提。我每天上下班自己开车,不需要司机。我还一直建议“3510”绿色出行——3公里,大家走路;5公里,大家骑车;10公里,开车或者坐地铁。我也经常骑自行车去开会,还丢了两辆。

  尽管很多人骂我,很多人不理解,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梦想正在实现,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。我们有个校友在深圳做互联网人工智能,他有次到县里谈政府合作,县委书记知道他是湖北人,就说“你们湖北有一个‘鬼家伙’叫叶青,搞什么车改……”还有一位武大研究县域经济的教授到县里做研究,当地官员就说“你们武汉有一个叶青在搞车改……”

  可见这项改革涉及了多大的利益问题。但我的个性就这样,不讲话我很难受,我的建议老百姓高兴。

  谈“三公”经费管理

  “必须继续坚持过紧日子”

  新京报:据你观察,这10多年来,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有哪些变化?

  叶青:中央部门2022年度预算去年3月集中向社会公开。此次公开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收支总表、部门收入总表、部门支出总表、财政拨款收支总表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、财政拨款预算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表等9张报表,是数量最多的一年。

  各部门在公开上述预算报表同时,还对预算收支增减变化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、“三公”经费、政府采购、国有资产占用、预算绩效管理、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项目等情况予以说明,并对专业性较强的名词进行解释,让老百姓看得懂。

  中央部门预算公开坚持依法依规,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开为例外,提高预算透明度。进一步增加项目公开数量、细化公开内容,推进项目支出绩效目标公开,主动将社会关注的热点、焦点项目公开,自觉接受民众监督。

  我从2003年起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就关心预算报告,《预算法》的修改,可以说一直在跟踪观察。这10多年来,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收支越来越公开透明,这体现了以人为本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。

  新京报:31省份的预算报告均强调坚持过紧日子。你怎么看?

  叶青:2022年12月29日,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召开,强调要大力优化支出结构,坚持有保有压,积极支持科技攻关、乡村振兴、区域重大战略、教育、基本民生、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,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,不断提高支出效率。

  今年1月,财政部表示,2023年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,坚持有保有压,党政机关过紧日子,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,加强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,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。

  从基层财政来看,三年疫情防控,各方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,2023年财政收支矛盾依然较大,为此必须继续坚持过紧日子。31省份预算报告均强调坚持过紧日子,压减一般性、非急需、非刚性支出,降低行政成本。近些年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加大,地方政府过紧日子力度越来越大,今年亦不例外。

  因此,继续走预算公开透明之路。因保密需要,预算报告都是前一天晚上发给代表,留给代表讨论的时间也只有半天,建议要给预算报告留足时间讨论。

  最后要增加争论和质询。代表看不懂,没有争论,报告很难做出修改。希望代表看不懂时应行使权力,可以约相关部门负责人当面解释。

  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周年

  “管住了那些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,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”

  新京报:前几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有一个报道,“这辆公车居然半年换了10个轮胎”。你注意到了吗?

  叶青:我注意到了这条新闻。这是江西省崇义县委巡察组在对文英乡党委开展巡察时发现的。仅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,文英乡政府的同一辆公车频繁更换轮胎、大灯总成和方向机总成等汽车配件,产生维修费用高达6.2万余元。然而,2021年10月,这辆公车却在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以7360元的成交价挂牌出售了。

  这说明公车腐败有了新模式,私车公养、租用关系车,有的甚至自己的车租给自己开。这需要专项打击,形成威慑力。

  新京报:2022年12月,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十周年。你怎么看10年成效?

  叶青:八项规定,改变中国。这10年很了不起,抓铁有痕、踏石留印,管住了那些喜欢大吃大喝的官员,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。

  谈代表委员履职

  “关键是要敢说敢为”

  新京报:你长期使用新媒体,是如何与网友互动的?

  叶青:我是2010年3月全国两会开通的实名微博,至今13年了。微博记录了我的所思所想,记录了与网友的互动交流,记录了大家的智慧,成了一个移动卡片盒。网友有什么问题,我尽己所能回答。他们有好的建议,我会采纳。通过互动,互相了解、互相学习,汲取大家的智慧,凝聚参政议政的共识。

  新京报:代表委员如何履职,你有没有好的经验?

  叶青:这么多年,我有个习惯,就是把湖北的数据装在脑子里、把湖北省情装在脑子里。一方面我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去发现问题,另一方面通过媒体的采访报道发现问题。有些问题是全国性的,有些是局部的。对于局部性的问题,我会观察外地是如何解决的,这种经验措施借鉴到湖北可不可行,大家一起讨论。关键是要敢说敢为。

  去年12月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,要坚持真抓实干,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,让干部敢为、地方敢闯、企业敢干、群众敢首创。

  我想,党员干部的担当作为,地方基层的创新探索,市场主体的积极进取,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,正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。

  新京报记者 何强

fengjun

这个人很懒,什么都没留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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